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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慶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中美“脫鉤”的聲音開始出現。2017年特朗普就任總統以后,中美“脫鉤”的聲音越來越大,主要是因為美國試圖單方面人為地讓中美“脫鉤”。“脫鉤”的領域包括貿易、投資、科技等。從產業和企業的角度來講,“脫鉤”意味著將中國排斥在美國主導或參與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之外。中國應加快出口和投資多元化的步伐,培育自主創新能力,在關鍵產品的生產和技術上不受制于人。最重要的是,中國應將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馬駿

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曾任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著有《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新貨幣政策框架下的利率傳導機制》《國際綠色金融發展與案例研究》等

唐晉榮

中山證券研究所宏觀經濟組主管、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當前,盡管對于風險隱患因素存在較多共識,但各界對于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傳染機制的認識仍存在較大分歧,對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和如何干預應對也充滿爭議。因而,有必要吸取日本20世紀90年代資產泡沫危機、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09—2012年歐債危機,以及2015年中國A股的異常波動等歷史事件的經驗教訓,深入梳理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特點,提出必要的政策應對建議。

葉曉迪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

作為單極體系中的霸權國所具有戰略主導性與能動性,美國在與其他四大行為體(歐俄中日)的策略互動中占有先動優勢:在霸權國與崛起國相對實力差距較大的情況下,美國能夠有效地使用“推卸責任”的策略,使四大次強行為體之間彼此處于“分而治之”的狀態,從而有效地防止制衡國家集團的出現,以達到反制衡的戰略效果;當霸權國與崛起國相對實力差距縮小時,美國還可以發動先動優勢,將制衡壓力轉移至崛起國,并將“推卸責任”增幅至戰略制衡,從而遏制崛起國的強勢崛起。

蘇慶義

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全球價值鏈、全球貿易治理、國際貿易形勢分析。著有《<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文本解讀》

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論證中國應該加入CPTPP,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本文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國內政府部門和學者對該問題的重視。中國應該看清楚美國退出TPP給自身加入CPTPP帶來的機遇期,不要錯失這一難得的機會,并盡早作出加入的決定。即便中國決定不加入,也應該堅持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并準備好應對美國重返CPTPP的對策。

王永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宋爽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投融資機制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政策性、開發性和商業性貸款為主,投資基金、證券發行為輔的多種融資方式并舉,政府、私營部門和國際性金融機構共同參與的投融資體系。然而,“一帶一路”投融資新體系面臨著諸多挑戰和風險,如違約風險高、融資行為不規范、國際金融機構和私人資本參與度不足、西方國家的批評等。中國應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加強融資風險的評估和監控,規范中資金融機構行為,引入東道國和第三方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合理控制融資規模的增速,提高人民幣貸款的比重。

阿里爾•萊維特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核政策項目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潘可為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總裁、國際核擴散問題專家

編譯:沈佳琦

歷史上,共有五位美國總統試圖說服三代朝鮮領導人放棄其核武器計劃,但他們都沒有成功。朝鮮高官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核武庫,朝鮮該如何生存,又該如何保持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盡管出現了這一僵局,仍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限制并最終遏制朝鮮的核計劃,這些方法或許是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不情愿接受的,美國和其他國家應當施予獎勵,包括一些減輕制裁的舉措。

陳東曉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如果我們討論當下的中美關系仍然僅從霸權爭奪、意識形態沖突等傳統語境出發,甚至用“文明沖突”的宿命論來指導政策,那么這是對時代特征的嚴重誤讀。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極化的大背景下,僅就經濟和科技聯系而言,中美兩國已經深度嵌入一個高度關聯、相互依存、同時日益脆弱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美關系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關口,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中美兩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挑戰,重新明確我們維護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穩定需承擔的共同責任。只有如此才能超越你輸我贏的競爭模式。

泰德·蓋倫·卡朋特

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國防和外交政策研究高級研究員

美國領導人可以對直接威懾的可靠性保持高度信心。但是,在東亞和中東的延伸威懾已經給美國帶來了巨大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水平還將繼續上升。因此,華盛頓應該重新考慮對盟友的承諾,并告訴其盟友它不再愿意承擔這種風險。這些盟友將決定如何采取更可靠的安全政策。簡而言之,美國需要把風險轉嫁給那些在威懾朝鮮和伊朗方面具有更直接利益的國家。

劉志彪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授

包容性全球價值鏈(GVC),是新一輪全球化趨勢下我國對全球價值鏈規則體系的新認識和新主張,是對目前經濟全球化中全球價值鏈規則體系的完善。它主張GVC下的合作與共贏,包容與接受,開放與發展。構建包容性的GVC,需要中國由商品要素開放轉向按國際規則開放,由遵守、適應國際經貿規則,向主動參與、維護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和嚴格執行轉變,推動世界經濟邁向更加創新、更具有活力的新格局。

吉姆·奧尼爾

高盛資產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國前財政部長,現為英國查塔姆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席

在日本大阪于上個月召開G20峰會后,我不禁要問,這次會議是否失去了它的意義。此次峰會所產生的唯一重要進展,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場外所達成的協議,即中美貿易戰再度“休戰”。盡管G20十分擅長發布宏大的公報,承認全球挑戰的存在,但事實證明,它完全沒有能力為這些挑戰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世界真正需要的是由美國、日本、歐盟和金磚四國組成、更有代表性的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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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上半年減稅降費政策效果顯現,但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出現了明顯的財政減收。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增長1.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3.9個百分點,有些地方更出現了負增長。如果減稅降費進一步降低政府收入,那么可能會迫使政府減少支出,進而出現 “財政懸崖”。這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更大影響,并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相關風險需要格外警惕。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7月25日透露,為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晤達成的共識,中美雙方牽頭人將于7月30-31日在中國上海見面,舉行第十二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此次將會面地點定在上海而非北京引起廣泛關注。分析師認為,此次中方意外的選址可能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上海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的窗口,選址上海表明中國試圖淡化會談的政治意義,并強調商業元素。
路透社報道稱,遼寧省監管部門召集轄內金融機構開會,討論如何協助錦州銀行渡過難關。接二連三暴露出來的中小銀行問題表明,因中小銀行問題惡化,國內金融風險已經非常嚴重。這不僅是中小銀行的經營問題,也與當前金融和經濟大環境息息相關,不僅需要監管部門出手相救,更主要的是從穩經濟、穩金融、穩杠桿的宏觀政策角度予以系統性的解決。
截至7月2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約1700家中國上市企業1-6月凈利潤預期比上年同期增長2%。其中,1-6月出現最終虧損的接近340家,最終利潤下降的逾450家,統計對象的近半數出現虧損和利潤下降。上市企業利潤微幅增長,加上增長的大部分還是房地產等偏生產型企業,整體來看并不能說是樂觀的信號。
7月2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建立動態調整的區域金融改革工作機制。加強對試點的跟蹤評價和第三方評估,對沒有實效或嚴重偏離改革目標的要及時糾正或叫停,不能只要“帽子”不干事。對達到預期目標、成效明顯的要鼓勵開展新的改革探索,并將已形成的可復制經驗加快向更大范圍推廣。
美國7月Markit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為51.6。其中,7月制造業PMI初值為50,創2009年9月以來的近十年最低。調查受訪者們指出,汽車行業低迷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是導致7月制造業失去動力的原因,一些商品生產商認為美國銷售已經進入周期性下滑。從近期制造業和服務業PMI數據出發,預計美國經濟增速年率僅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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