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