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和中美貿易糾紛的不斷擴展，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已經成為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恐怕當屬中美關系的變化。自中美建交以來，盡管有一定程度的波動，但所謂的“接觸”策略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然而，自奧巴馬政府出臺“亞太再平衡”起，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清晰可見的轉變。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本質上是美國外交資源以及外交政策從歐洲、中東轉向亞太的過程。奧巴馬政府注意到了中國國家實力的不斷上升，但就如何應對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在當時尚無定論。因此，“亞太再平衡”實際上是一種外交政策平臺的搭建。而“印太”政策則是這一平臺上最新產出的產品，體現出強烈的“遏制中國”的意味。在此基礎上，競爭與對抗正在成為中美關系的主軸。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思路從而更好的適應這種變化？首先，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的一個問題是，盡管中國近年來取得了耀眼的發展成績，但就綜合國家實力來看，中美之間仍然存在難以忽略的差距。這意味著我們目前仍然要避免中美走向全面的對抗。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了國際格局中一支無法忽視的力量。我們的對外政策需要與國家的整體實力相匹配，并在強硬與妥協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因此，在面對不同的戰略問題時，我們要在對國家核心利益有清楚認知的基礎上，建立具體問題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邏輯聯系，并堅持就事論事的方式處理具體問題。而在中美關系的范疇內，我國未來應該堅持的原則是：避免不必要的對峙，并在核心利益上絕不退讓。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把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最為關鍵的領域之中，才能建立其真正有效的“威懾”。

更進一步解釋這種新的原則：首先，在有關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并在必要時采用一切手段捍衛自己的立場。同時避免盲目的將所有事項都與核心利益掛鉤，因為這將極大的壓縮我國的政策空間，最終將會導致中美的全面對抗。

具體而言，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美國與中國不同，其外交政策往往有著某種“試探性”的特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往往衍生于某種對具體政策有效性的錯誤估計。當某種政策在具體問題上有良好效果，美國政府會傾向于將這種政策擴大并提升到戰略高度。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01年阿富汗戰爭對美國整體中東政策的影響。當美國成功利用少量的特種部隊加上海空支援配合當地反對派勢力推翻塔利班政權，這種“政權變革”的方法開始對美國高層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并很快被推廣到伊拉克、利比亞，直到在敘利亞壽終正寢。因此，讓華盛頓明確地了解中國政府的“底線”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