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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廣龍

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性國家、社會糾紛解決、社會治安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制度變遷、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2018年12月獲得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

羅伯特·布萊克威爾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副院長、美國前駐印度大使

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和一些外交行為往往被視為是魯莽、無知和混亂的。有些時候,特朗普可能在想象美國可以從世界事務中抽身;另一些時候,特朗普可能又認為美國可以主導世界事務。人們難以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抱有信心。但是,總的來說,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要比他的批評者們所認為的好很多。

白川方明

NRI特邀嘉賓,日本銀行原行長

少子老齡化雖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影響卻很容易被低估。對這個問題越晚著手解決,問題就越難解決。基本可以確認中國的老齡化進程今后會快于日本,因此不要輕視這個問題,為將來做好準備極為重要。而不管是先出現人口問題的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都必須創造出自行解決人口問題所需的知識架構體系。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美國加征關稅帶來美元強勢,美國放松貨幣政策,有利于緩解美元升值壓力;對中國來講,寬財政在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提升經濟平衡所要求的均衡利率,降低人民幣貶值壓力。財政擴張增加非政府部門的凈資產,有利于去杠桿,促進金融周期下行期的有序調整,也有利于避免匯率超調的風險。

趙瑾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最新研究顯示,從長期和整體看,貿易會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高技能工人就業、勞動力工資提高以及婦女就業等產生積極影響。在創造就業方面,長期看需以發展服務貿易為著力點,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建立推動就業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

熊鴻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

一批快速崛起的互聯網平臺在大幅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在一些領域因“一家獨大”的市場地位及不當的市場競爭行為帶來了不少治理難題。從國際到國內,“規制平臺壟斷”的呼聲日益高漲。對監管部門而言,需要在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確保良性有序的市場競爭,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同時鼓勵互聯網企業創新。

劉星

清華大學全球私募股權研究院研究主管

李開帝

清華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研究生

近五到十年,人工智能技術取得飛速發展,隨著硬件發展節奏放緩和技術漸趨成熟,產業重心由技術開發逐漸轉向垂直應用。從人工智能產業布局來看,美國全面領先于中國,尤其是在基礎芯片、算法架構和數據處理上。科技巨頭基于前期占據的基礎設施優勢,構建了技術壁壘。新進入創業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巨頭難以覆蓋的細分行業領域探尋機會。

楊宏山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著有《轉型中的城市治理》《府際關系論》《經濟全球化與政治發展》等

李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政策創新受政治權威主導,在重大政策制定中,中央與地方之間經由多輪互動學習,公共政策才會走向明晰化、定型化。政策創新中的府際學習通過問題建構、政策試驗、經驗采納、權威推廣四種機制進行運作,在政策試驗階段,政策學習以地方政府為主,隨著政策試驗取得成效,政策學習轉為以中央政府為主。

張正河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縣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個是高質量發展,正確地做正確的事。全國大區域協調、東中西協調、區域內大中小城市間的協調,以及產業間的協調非常重要。第二個是尊重科學,勇于創新,并且堅定目標,重在實干。以“正合、地道、規律”為原則,勇于創新,不要按部就班,關鍵是要合理規劃并實施好規劃。最后是提升服務品質,重視實用人才的培養。

何廣文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何婧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然帶來中國鄉村發展形態、鄉村產業發展載體、鄉村治理和服務形態、鄉村運行機制等方面的戰略性轉型,進而推動提高農業供給質量、健全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機制、提升鄉村發展整體水平、加強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強化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此過程中,必將帶來巨大的金融需求。那么,鄉村振興的金融需求表現何在?現行農村金融供給制度有何缺陷?如何基于鄉村振興進行金融制度創新?

劉振偉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改革開放以來, 在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各個重要階段國家都適時出臺了與之相適應的支農政策, 政策、科技、投入是農業和農村持續健康發展的三大重要動力源。新時代, 建立健全財政扶持、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社會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籌資投勞的多元投入增長機制, 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2019年一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總杠桿率為248.8%,較2018年底上升5.1個百分點,上升幅度較大。宏觀杠桿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有二:一是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一季度杠桿率環比增速通常較高;二是杠桿趨勢發生改變,同比增速出現反彈。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杠桿率分別上升1.1、3.3和0.7個百分點。居民杠桿平穩上升,企業杠桿大幅反彈,政府杠桿有所加快。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即使我們判斷,美國確實以“冷戰”對付中國;但是,中美之間今后的格局是否是全面沖突的“新冷戰”,完全取決于中國是否也“以冷戰回應冷戰”。看來,中國確實到了需要新的戰略的時候了。戰略性的東西是根本大計,需慎之又慎,對之的調整,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新戰略。如果一蹴而就,可能犯下戰略性錯誤。還是要“冷靜觀察”,再“冷靜觀察”,有一個更加穩妥的戰略改變。

許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十年過去了,次貸危機爆發的教訓正在被淡忘,危機應對時認為有必要推進的改革走了樣,危機期間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也被限制,應對下一次經濟衰退或者金融動蕩,救助者可能缺乏足夠有效的手段。雖然危機事先無法預測,且不會按照設定的藍本演化,但宏觀管理和金融監管當局保持機警,增加監管框架的適應性,不斷夯實緩沖墊,消除監管空隙或者機構職能重疊導致的監管競爭,注意政策的外溢和反饋效應,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

賈晉京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宏觀研究部主任

當今時代的“工業黨”世界觀,需要立足于大創新時代,有動態的整體性視角,避免零敲碎打、閉門造車。正如全球生態體系是一個整體,當代全球經濟體系也是一個整體,“工業黨”世界觀需要進入21世紀,要有全球視野和整體性思維,“大創新時代”可以作為從共時性維度描述當今世界經濟的整體性名稱。

李永成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特朗普總統就任兩年多來,對外政策未能跳出自由霸權主義的窠臼,兼有繼承與調整的兩面,試圖在擴張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霸權護持的雙重目標中找到更好的平衡。其繼承性集中表現為對外政策的強烈意識形態性;其調整突出表現為霸權護持優先的政策偏好,以突出經濟安全、強調公平貿易、減少海外用兵規模等手段護持美國霸權。

許漢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

李小云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將扶貧項目的生成、申請、立項與落地實施作為一個完整的項目鏈條進行考察,發現在項目申請之前上級政府的“選擇性平衡”導致了扶貧瞄準偏離;申請、立項環節發生了扶貧目標的置換與項目的盲目擴張;項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層社會的解體重組與扶貧資源的碎片化。而這背后正是項目分級治理下不同層級政府的多重邏輯以及項目制與科層制之間的張力,二者共同導致了扶貧實踐與國家“精準扶貧”治理目標相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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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調取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出了安排。此次對香港開放審計底稿,還不能讓美國執法機構從香港獲得相關資料,但為美國監管機構獲得內地公司的資料提供了參考的模式。
截至7月3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頭。目前,全國25個省區的疫區已經全部解除封鎖,生豬生產和運宵秩序正逐步恢復。雖然疫區封鎖的解除對行業長期發展有利,但補欄不會很快,加上周期性的原因,出欄的恢復和豬肉的供應仍需要時間恢復,而豬肉進口也難彌補需求的缺口,所以短期內豬肉供應仍會處于緊張狀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透露,目前中美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溝通。有媒體問,磋商是否會從頭再來?美國是否不再撤銷此前對中國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高峰回應稱,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提的“全部取消已加征關稅”,是此前中國曾經提過的“三條底線”之一。在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商務部再度強調了中國的底線。
美國商務部7月3日公布的5月貿易賬數據顯示,美國5月貿易逆差為555億美元,創5個月來新高,預期532億美元,4月份貿易逆差508億美元修正為512億美元。市場分析指出,5月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擴大至5個月高位,主要可能是因為企業再次提前囤積存貨,最終導致進口增加所致。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在麥肯錫的中國世界曝光指數(China World Exposure Index)中,中國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的世界曝光率相對下降。相反,世界對中國的曝光有所增加。這反映了中國經濟對國內消費的再平衡,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上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一再施壓美聯儲降息,日前更罕見地指責歐洲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是操縱匯率,反映了其一貫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壓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提高美國出口的競爭力和催生美國資本市場收益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如果特朗普采取措施干預美元匯率,這也將引起全球匯率的亂戰以及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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