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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劉昌明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著有《世界金融危機與國際秩序轉型》《全球化與當代國家政治職能》《亞太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等

楊慧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外交話語是一國國內政治文化的國際延伸和展現,它是政府在國家文化理念、意識形態、重大利益、戰略方向等方面的基本立場表述;而話語權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國家的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在當代外交實踐中,那些體現國際社會共同價值、反映國際法基本理念、有效推動全球治理的外交話語都能夠有效地轉化為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順應時代潮流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命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外交話語體系,成為引領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重要指南。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參與度和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如何增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話語的國際影響和世界意義,實現中國外交話語權的歷史性提升,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使命和新挑戰。本文擬在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話語內涵和意義的基礎上,分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向外交話語權轉化面臨的困境,以此從學理意義上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向外交話語權轉化的路徑和對策建議。

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話語的內涵與意義

外交話語是一國為表達和闡釋其思想所慣用的概念、術語、名詞等表述的總和,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標識和符號,它一般體現在“本國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公開發表的講話、聲明、文件之中”,承載著一國對外溝通的基本態度和價值。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各國往往會形成獨特和相對固定的話語體系,來表明特定時期內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因而各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一方面保持著自身的延續性與傳承性,另一方面也隨著國家戰略方向和政策舉措的調整而不斷豐富和完善。

黨的十八大確立推進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以來,中國外交話語發生了從“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到“積極推動構建新型伙伴關系”,再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遞進式轉換,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越來越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集中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對于未來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觀點,體現了中國作為新崛起大國的責任和擔當。因此,從外交話語視角探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創新與影響,對理解和完善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推進實施我國新時期對外戰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外交話語的“發展導向”與“多元包容”特征

賀凱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國際關系教授

中美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有三個理由:(1)核武器的威懾作用將降低中美兩國陷入全面戰爭的危險;(2)國際秩序的“復雜制度化”建設將降低崛起國,即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挑戰程度;(3)在全球化程度不斷深化的時代背景下,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主要體現在相互的“制度制衡”,而非軍事對抗。

趙全勝

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

在國際關系中的敵友關系的轉換,是從古以來就經常可以見到的一個重要現象。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國紛爭,還是歐洲早期歷史上城邦國家的競爭,這種敵友關系的轉換都是屢見不鮮。進入本世紀以來,由于后冷戰時期打破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兩極架構,而出現了一超多強的局面,這種敵友關系的轉換就更加引人注目。我們在這里以中美日亞太三雄為案例研究,著重分析國際關系中哪些因素和變量造成了敵友關系的轉換。

何曉松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2年安倍上臺以來,日本政治生態發生重要變化,主要是日本社會保守化、安倍政治路線右傾化,政黨體制演變為自民黨一黨獨大,安倍首相官邸控制自民黨和官僚,官邸主導人事和政策決定權。日本首相官邸主導政治是建立在日本獨特的政治生態中,包括自民黨得以取得強大地位的日本社會結構,自民黨的利益誘導政治,在利益集團支持下,自民黨連續取得選舉勝利。我國也需要調整對日外交戰略以適應新變化,適時改變對日政策。

劉尚希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完善政府間財政關系,必須要調整思路。過去局限于從收入方面解決問題,強調如何增加地方的財權和財力,現在這個思路要調整,應強調中央與省級政府要履行更多事權。完善政府間財政關系,要從收入方面考慮問題,轉到從支出方面考慮問題,要逐步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占整個支出中的比重。事權的履行要更多地由中央政府自己來做,而不是通過下命令、發文件讓各級地方政府來做。

宋立義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產方式,為全社會持續而公平提供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經濟發展。高質量發展需要達到產品和服務質量高、技術效率高和經濟效益好以及經濟可持續性高三個方面的要求。而產出可持續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持續的增長動力、市場運行效率高以及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等均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出新要求。

張雪春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家間的競爭主要是制度之爭,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制度效率,服務于這一競爭態勢。當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任務有三方面:一是提升金融體系的彈性和韌性以應對國內外的沖擊,二是提升金融體系支持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能力和效率,三是提升普惠金融以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長、房地產行業首席研究員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傳遞了三個明確信號:一是中央有信心應對短期經濟壓力,不將放松房地產調控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二是住房制度將堅持住房的一個定位、探索完善市場和保障兩個體系,回歸解決居民住房問題。三是房地產長效機制重在“管理”,地方政府將有更大的決策權和更豐富的工具箱,承擔地方主體責任,中央通過完善市場的監測預警和考核評價機制,將“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的政策目標落到實處。

李迅雷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我的建議還是要側重解決結構性問題。一方面要降低實際利率水平,讓中小微企業降低融資成本,這樣能夠增加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尤其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另一方面要通過政府給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轉移實現相對平衡的社會發展。要鼓勵居民消費,要使得居民社會保障能夠得到進一步提升,應該擴大社會國有資本無償劃撥給全國社保、地方社保的比重,比如說現在是10%,以后提高到15%。 同時還要給社保基金資本支配權。

嘉賓:馮俏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

王小廣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研究員

胡遲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主持人:周子勛

目前改革的難點、痛點主要有:一是財稅改革仍然滯后。我國企業稅負重的根本原因是稅制結構不合理,間接稅比重過高,直接稅比重偏小,因此必須深化稅制結構改革。二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難點多、任務重,如利率雙軌制改革需要較為充分的競爭環境,而非銀行金融體系發展、創新型金融體系的建立既存在發展機制問題,又面臨監管能力不足的問題。三是科技、教育方面的體制性問題越來越突出,對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產生越來越明顯的阻礙。必須深化科技鼓勵機制、轉化機制和金融支持機制的改革。

伍戈

經濟學博士,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浦山政策研究獎,與他人合著有《貨幣數量、利率調控與政策轉型》《信用創造、貨幣供求與經濟結構》等

曾慶同

中國人民銀行

“未富先老”的特殊老齡化背景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環境與其他國家有著明顯的區別。隨著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得我們不得不容忍一個更低的經濟增速,因此應實施更加穩健的貨幣政策,慎用大規模的刺激性政策,從而避免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相互強化導致的螺旋式價格上漲,防止資產價格泡沫的滋生和潛在金融風險的集聚。此外,要加強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工具協調配合。

劉東民

金融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宋爽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Facebook宣布發行數字穩定幣Libra,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響。以往不為人所熟知的數字穩定幣,一時間成為熱點話題。此前,摩根大通和IBM也已宣布發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數字穩定幣。國際商業巨頭競相宣布發行數字穩定幣,表明數字穩定幣已經成為全球數字貨幣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數字穩定幣與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有可能在當前及未來形成替代、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并共同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產生影響。

張明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特朗普的經濟政策過于追求短期可見的收益,也明顯服務于籠絡選民、收買選票、謀求連任的政治需要,為此不惜“下猛藥”,缺少長期謀劃,用“寅吃卯糧”來形容并不為過。他將宏觀政策和資產價格捆綁起來的做法是有風險的,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下行壓力會在未來一年半內越來越明顯,進而給他謀求連任的努力帶來較大不確定性。而美國經濟這一次一旦重返下行周期,在當前的內外條件下,估計也會像這一輪增長一樣,將會持續較長時間。

楊希雨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朝鮮核問題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持續發酵,成為牽動半島局勢以及朝美關系起伏變化的關鍵變量。研發并擁有核武器,是朝鮮最高決策者在朝鮮戰爭結束后不久就做出的戰略決策。在朝鮮半島從冷戰時期到后冷戰時代的特殊背景下,朝鮮對核武器及彈道導彈的開發,經歷了三個階段,目前正進入第四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新階段。2018 年以來朝鮮重新啟動無核化進程,并非權宜之計,而是基于其國家戰略中心的重大調整而做出的新時期戰略選擇。

劉奇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十九大報告向全黨全國提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重大戰略中要堅持“三個優先”的要求,所謂“三個優先”即就業優先、教育優先、農業農村發展優先。如何讓“三個優先”在鄉村得到充分體現,是鄉村振興的重頭戲,是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大文章,應以濃墨重彩列入國家“十四五”規劃。

范恒山

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發改委原副秘書長

高質量發展的城市應當是生產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的有機結合體。我們曾經相對重視強化生產功能,之后逐漸發展為重視生活功能,但往往忽視生態功能。后來許多城市雖然重視生態功能,但對生態作了較為膚淺的理解,往往是修建幾個公園、改造幾個河道或者建設幾個綠色走廊等,生態成了單純的景觀因素或休閑場所,與生產和生活割裂開來了。新時代,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涉及五個關鍵詞,即精細、協調、活力、厚實、溫馨,要緊扣它們下功夫、作文章。

朱哲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董成偉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農村基層協商民主作為農村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形式,它保障了參與的機會平等,保障了參與的權利平等,促進了參與的積極性,促進了意見形成的公共理性。農村協商民主對精準脫貧具有時代意義,通過農村協商民主,為脫貧工作在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考核、精準脫貧等環節建立起新的工作機制,構建起新的模式,為精準脫貧提供制度保障。農村基層協商民主與脫貧長效機制的銜接和聯動,既能夠創新推進脫貧攻堅任務,又可以確保脫貧攻堅戰如期打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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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退出中國的情況可能比統計數字顯示的要嚴重,范圍覆蓋了從制造業到零售業。外資撤出會沖擊供應鏈及整個產業生態,有時候可能會起到“連根拔起”的效果。以汽車業為例,據路透社稱,法國標致雪鐵龍(PSA)有意結束27年與東風集團的合資,撤出中國市場。汽車產業涉及產業鏈復雜、勞動力眾多,外資先后撤出,對國內汽車業發出了警號。
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貿易保護主義、現代科技發展及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制裁手段,給全球市場體系帶來非常顯著的扭曲。金融業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廣義的信息產業的一部分。周小川所談的是信息對金融業的影響,而信息技術構建于社會信息基礎上,信息對各行各業的影響至為深遠。這就是當前大金融時代的特點。
外管局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經常帳戶順差1060億美元,與GDP之比為1.6%。其中,貨物貿易順差2228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1293億美元。同時,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中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延續順差。上半年,直接投資順差336億美元。證券投資中,境外投資者增中國證券500多億美元,中國對外證券投資增加300多億美元。
中國央行在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下一步貨幣政策的主要思路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適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解讀央行報告,有兩個點值得關注:一是不搞大水漫灌,二是全面降息暫時沒有列入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工具箱。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8月9日表示,由于貿易戰繼續升級,美國政府將不再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進行任何交易。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對中美達成貿易協議前景給出了負面表態,他說,“我們正在和中國交談,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達成協議,但我們會看到會發生什么……中國想要做點什么,但我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中國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現在“呼之欲出”。央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屬于雙層運營體系。雙層運營體系不會改變流通中貨幣債權債務關系,央行的數字貨幣依然是中央銀行負債,由中央銀行信用擔保,具有無限法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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