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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和中美貿易糾紛的不斷擴展,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已經成為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恐怕當屬中美關系的變化。自中美建交以來,盡管有一定程度的波動,但所謂的“接觸”策略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然而,自奧巴馬政府出臺“亞太再平衡”起,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清晰可見的轉變。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本質上是美國外交資源以及外交政策從歐洲、中東轉向亞太的過程。奧巴馬政府注意到了中國國家實力的不斷上升,但就如何應對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在當時尚無定論。因此,“亞太再平衡”實際上是一種外交政策平臺的搭建。而“印太”政策則是這一平臺上最新產出的產品,體現出強烈的“遏制中國”的意味。在此基礎上,競爭與對抗正在成為中美關系的主軸。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思路從而更好的適應這種變化?首先,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的一個問題是,盡管中國近年來取得了耀眼的發展成績,但就綜合國家實力來看,中美之間仍然存在難以忽略的差距。這意味著我們目前仍然要避免中美走向全面的對抗。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了國際格局中一支無法忽視的力量。我們的對外政策需要與國家的整體實力相匹配,并在強硬與妥協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因此,在面對不同的戰略問題時,我們要在對國家核心利益有清楚認知的基礎上,建立具體問題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邏輯聯系,并堅持就事論事的方式處理具體問題。而在中美關系的范疇內,我國未來應該堅持的原則是:避免不必要的對峙,并在核心利益上絕不退讓。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把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最為關鍵的領域之中,才能建立其真正有效的“威懾”。

更進一步解釋這種新的原則:首先,在有關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并在必要時采用一切手段捍衛自己的立場。同時避免盲目的將所有事項都與核心利益掛鉤,因為這將極大的壓縮我國的政策空間,最終將會導致中美的全面對抗。

具體而言,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美國與中國不同,其外交政策往往有著某種“試探性”的特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往往衍生于某種對具體政策有效性的錯誤估計。當某種政策在具體問題上有良好效果,美國政府會傾向于將這種政策擴大并提升到戰略高度。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01年阿富汗戰爭對美國整體中東政策的影響。當美國成功利用少量的特種部隊加上海空支援配合當地反對派勢力推翻塔利班政權,這種“政權變革”的方法開始對美國高層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并很快被推廣到伊拉克、利比亞,直到在敘利亞壽終正寢。因此,讓華盛頓明確地了解中國政府的“底線”尤為重要。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9年“降成本”問卷設計與分析組

我國實體企業融資環境還有很大改善空間,尤其對民營和制造業企業需進一步加大規范化的融資支持。在接下來的“降融資成本”政策中,應擴大民營和制造業企業的銀行長期貸款、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等融資規模,著重降低長期融資成本,加強商業銀行風險識別能力,這有助于穩定經濟預期,推動經濟保持長期高質量發展。另外,在不同地域、不同規模的企業實施差異化政策,精準發力,比如對東部地區和大中型企業政策重點放在降低融資成本,而對中部地區和小微企業則更應著重破除“融資難”問題。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石英華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從今年前三季度宏觀經濟指標看,經濟已進入下行通道。當前經濟形勢不景氣,主要是結構性的和體制機制性的。從供給端和需求端看,供給與需求形成負反饋,將導致經濟螺旋式加速下行。當前,應高度警惕我國經濟螺旋式下行的風險,宏觀政策重在穩定預期,改革舉措重在增強信心。

董登新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教授

截至2018年底,14億中國人擁有私人養老金儲備約為1.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不足1.5%,而3億美國人卻擁有高達28萬億美元的私人養老金儲備規模,占GDP的比重超過140%;就連作為人口小國的新加坡、韓國、以色列、瑞士、瑞典,其私人養老金儲備規模也超過了14億人口的中國;甚至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智利、南非,其私人養老金儲備也超過了我國。

鐘正生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張璐

2020年,中美貿易談判變數猶存、平穩“去房地產化”知易行難、企業生產投資趨于謹慎、食品價格通脹壓力揮之難去,這些看起來令人焦慮的“烏云”,令中國經濟仍然承壓。但經濟轉型升級的效益繼續呈現(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自2017年底后開始回升),房地產市場仍具足夠的韌性和時間窗口、制造業正處于新一輪庫存和產能周期的“前夜”、中國保有更多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空間、人民幣匯率或將翻開階段性升值的新篇章、市場準入和擴大開放等改革紅利繼續加速出臺,這些看起來令人振奮的“幸福線”,令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提質增效。

毛群安

國家衛生健康委規劃發展與信息化司司長

創建健康城市的就是希望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應該考慮給居民提供有益健康的條件、環境和服務,目的就是促進城市居民的健康。健康城鎮的建設是我國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面向現代化應該值得考慮的問題。衛生城市健康,不僅僅是醫療衛生,更大的是對整個城市的社會治理。我們營造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管理環境,重視社會組織,每一個社會組織都應該對他的人群進行健康的管理。

沈銘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李天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美國、日本、東盟作為亞太區域最重要經濟體,彼此互動頻繁,亞太區域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此過程中,中國以構建區域新秩序和新關系為重點,推動“一帶一路”多層次務實合作,整合“碎片化”區域架構,不斷提高深層次開放水平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為亞太區域秩序構建提供新動力。展望未來,亞太區域大國需要在彌合分歧的基礎上,不斷探索新的合作領域。中國作為亞太區域大國,可繼續加強與東盟的務實合作,維護APEC等亞太多邊合作平臺,防范區域制度性分裂,推動構建包容性亞太區域新秩序。

中國銀行研究院中國經濟金融研究課題組

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同時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增多,總體判斷“謹慎樂觀”。“謹慎”在于:一是中美經貿摩擦與互加關稅的實質性影響還將延續,影響對外出口和市場信心。二是堅持“房住不炒”和全面收緊房地產融資,房地產投資將高位回落。三是減稅降費的政策空間變小,赤字率提高幅度有限,財政政策力度加碼受限,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效應降低。“樂觀”之處在于:一是全球貨幣政策寬松延續降息,國際資本流入增多,有助于改善流動性和企業融資。二是汽車消費回穩,新消費持續發力,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進一步夯實。

任正非

華為公司總裁

我們堅信,未來二、三十年人類社會必然走進智能社會。已經明確的是,我們要加強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基礎有兩部分:硬基礎(技術本身)、軟基礎(應用技術所需的規則、技能……)。硬基礎,特別是光網與5G的建設,以及未來6G的應用。AI依賴一系列的信息技術,沒有基礎設施能力的持續突破,就難以進步。軟基礎涉及人才、監管等,但關鍵在于人才,全世界要迎接這個新時代,必須發展教育,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的基礎上,在充分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下,培養百花齊放的人才。

李正圖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如何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呢?答案是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必須遵循新時代區域經濟發展的根本規律,明確頂層設計思路,進而制定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方略。既然如此,新時代區域經濟發展的根本規律是什么?新時代區域經濟發展頂層設計思路是什么?新時代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方略是什么?厘清這三個前后連貫、依次遞進的問題并且形成正確的認識,就能夠正確地貫徹新時代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理念。

劉豐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在思考中美關系未來發展時,既要承認戰略競爭凸顯的新現實,也需要探討如何通過管理競爭來避免無限升級和沖突的惡性循環。在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需要根據自身實力變化和發展狀況,明確界定彼此的合理利益范圍,同時將競爭限制在利益博弈和較量的范圍之內。無論在地區政治與安全的議題上還是其他議題上,中美都需要接受共處的現實,展現包容性,努力限制競爭的烈度。

李先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管理學博士(后)

作為農村貧困地區發展的重要參與者,企業可通過關系投資方式,為農村發展提供資本、人才、知識以及組織供給,幫助農民提升鄉村發展中的主體行為能力,推動農村產業、資本、人才和市場的發育和成長。關系投資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價值投資,它源于“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的特定市場領域,其發展需要社會信任資本維系,尤其需要具有情感認同和資本實力的投資者以及對民間投資的有效環境營造。而政府需要發揮制度供給者和服務提供者的角色,為企業在農村貧困地區的投資提供良好的環境。

周思勰

禮森(中國)產業園區智庫研究員

范媛媛

禮森(中國)產業園區智庫研究員

新加坡作為城市型國家,同時也作為全球城市,其面臨著土地資源緊張,產業用地供不應求的情況。面對這一情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各類土地管理措施,以保障新加坡工業發展。如對土地實施精細化管理方法,將宗地信息落圖并公開公示,以吸引產業項目;在土地出讓前后,注重項目企業的過程管理,并防止企業囤地炒地。這些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值得我國借鑒。

黃益平

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國發院副院長

中國經濟要保持可持續增長,必須更多地依靠創新。但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周期長、不確定性高、失敗的概率比較大。這對金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金融業務的特點往往是追求周期短、風險低、回報高的機會。因此,創新型經濟與中國傳統金融之間存在不匹配的矛盾。最近幾年普遍感覺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很突出,其實并不是金融體系變壞了,而是經濟在轉型,但金融模式還沒有完全轉過來。所以現在金融也迫切需要改革與創新。

盧鋒

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

就本源含義而言,所有制中立或中性與GATT/WTO規則的一個歷史特點有關,大體指早先多邊貿易規則對國有企業盡量不實施特殊規范這樣一個隱含原則。與此對照,過去十來年國際上興起的競爭中性概念,認為需要對國有企業引入必要規制以確保公平競爭。從趨勢看,一段時期以來競爭中性原則運用范圍從國內經濟治理向國際經濟規則領域延伸,近年美歐等國更是試圖在WTO改革中優先推動這方面議題。考察兩個“中性”關系消長及其驅動因素,有助于理解國際經貿規則和WTO改革的國企議題由來,對我國相關政策選擇也有啟示意義。

何暉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研究員

寧磊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朱東明

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研究發現,養老保險改革與人口老齡化在導致中國儲蓄率與勞動供給的上升中占有重要的作用。進一步地,我們發現,養老保險改革可以解釋35%的儲蓄率的上升以及38%的勞動供給的上升;人口老齡化可以解釋4.3%的儲蓄率的上升以及42%的勞動供給的上升。因此,當社保制度越來越完善時,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就會減弱,就會降低中國的儲蓄率,如何刺激中國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消費?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社會保障的完善,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所在。

梁建章

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黃文政

財新網特約作者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出生人口的下降根本不是周期性波動。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長期快速下滑早已經沒有任何懸念。出生人口的持續萎縮最終一定會導致總人口的加速萎縮。但由于過去在高生育率時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總人口的萎縮相對于出生人口的萎縮有相當長時間的滯后。總人口的萎縮速度最初會很緩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時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時,在預期壽命基本穩定的情況下,總人口的萎縮速度就會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縮速度,即每代人減少48%,這大致相當于中國總人口以每30年減半的速度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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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今年會議成果并不出人意料,對形勢的看法、關鍵問題分析、工作重點部署及宏觀政策基調,與此前內容基本一致。不過,“因城施策”值得高度關注,有可能為城市房地產發展提供了彈性空間。“因城施策”的基本邏輯可能是:保增長需要看房地產,房地產則要看因城施策,實行因城施策則要看金融水龍頭。
美聯儲今年最后一次會議決定維持利率水平不變,并暗示利率水平可能在2021年前維持不變。美國通脹水平與低失業率脫節讓美聯儲感到疑惑和擔心,也使美聯儲左右為難。隨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進入“觀望”,預計也會影響歐元區和其他國家的政策,使得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逐步后撤,讓日益嚴重的負利率貨幣環境得到舒緩。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斌認為,未來中國經濟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許斌認為,中國經濟現在更加依賴國內因素,未來應當在政策上更加重視民營經濟,建議一是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二是更加重視產權保護,讓民營企業發揮更大的能量。
穆迪發表的報告稱,今年首三季中國廣義影子銀行資產規模減少2.1萬億元,至59.2萬億元的水平,相當于9月末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62%,較去年末的68%的比例回落,但杠桿率將可能進一步上升,因貨幣政策仍然集中于支持經濟增長。第三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信貸持穩,反映由政府融資平臺信貸牽頭的基建項目繼續獲得支持。
據央行網站公告,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于合理充裕水平,可吸收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響,2019年12月12日不開展逆回購操作。央行已經連續17個交易日未開展逆回購操作。資金面寬松格局不改,SHIBOR變動不大。分析稱,央行操作思路或已發生切換,下一階段央行或更多依賴利率工具和鎖長放短操作。
美國CNBC報道,美國政府已提議取消對15日生效的對16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下一輪關稅,并對3600億美元中國產品的關稅削減50%。如果這一最新事態屬實,將有利于中美兩國爭取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過,對于此事的進展也不能過于樂觀,因為中美貿易問題過去是特朗普一個人說了算,但現在不是了。美國國會已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重要因素,這對中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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