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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廣龍

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性國家、社會糾紛解決、社會治安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制度變遷、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2018年12月獲得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

朱杰進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6月28-29日,一年一度的G20峰會將在日本大阪舉行。在當前逆全球化和美國單邊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G20大阪峰會能否重振對多邊主義的信心,不僅關系到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的機制轉型,也會影響全球治理的未來前途和命運。貿易、基礎設施、數據治理是大阪峰會的三項核心議題,將直接關系到G20大阪峰會的成敗。

趙明昊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特朗普政府不斷深化對華戰略競爭的背景下,制定和發布《印太戰略報告》是落實2017年底以來陸續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等文件的具體行動,體現了美國軍方在所謂“全政府”對華政策中的特殊角色,也揭示了美國在印太地區加大對華制衡的若干重要動向。

林德賽·福特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務主任

編譯:吳天昊

過去70年,美國建立的盟國和伙伴國關系為其提供了戰略、金融和行動上的優勢,確保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如今,美國在印太地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地區國家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可靠性及合作關系失去了信心與信任。美國能否有效參與印太地區的競爭取決于其是否有能力恢復這些合作關系的活力和生命力。

宋曉梧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

雖然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但與工業化進程相比仍然明顯滯后。特別是由于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前只有43.37%。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會導致工業化發展缺乏足夠的空間和要素,削弱工業化的后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改變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關鍵在于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轉移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

陶金

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外部技術引進渠道的收窄,同時為中國科技創新帶來了挑戰和機遇。外部技術引進的空間變小,形成了自主技術創新的掣肘,進一步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時間窗口收窄,通過外部技術壯大自主技術力量的難度變大;同時,技術引進限制在短期內會對中國企業的業務產生較大影響。但危機中也蘊含機遇,這個機遇就是倒逼機制。美國的“倒逼”很可能再次加快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在外部技術引進面臨瓶頸的情況下,未來動能轉換的責任,很大概率將落到自主科技創新上。

顧慧君

蘇寧金融研究院投資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當政策的因素穩定后,市場的力量會回歸。今年以來,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三四線城市房價分化明顯:那些緊鄰一線和強二線城市、有較好產業基礎的三四線城市,房價堅挺甚至略有上揚;那些經濟基礎薄弱、遠離經濟核心地帶、人口流出預期強的城市,房價下跌的壓力巨大。因此,三四線城市的房價,不是拐點將至,而是分道揚鑣。

高尚全

著名經濟學家,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競爭中性原則很重要,但如果沒有所有制中性原則,競爭中性原則很難落到實處。因此,建議把所有制中性也作為重要原則,形成系統性的“兩個中性”原則。把握好中性原則,不僅是新時期對基本經濟制度的創新和發展,而且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乃至全面深化改革都有重要意義,下一步改革中離不開兩個中性原則。

朱民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

徐鐘祥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博士后

2008年之前,全球經常賬戶失衡擴大,各國貿易盈余或赤字持續增加,直到2006年達到頂峰,全球貿易的不平衡被認為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危機后,經常賬戶失衡在逐步改善,然而資本賬戶失衡擴大,全球國際收支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這給世界經濟金融帶來新的挑戰。

王東京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收入分配一直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目前學界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為何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怎樣衡量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如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回答以上三個問題,關鍵是要選準正確的研究角度,如果研究角度不對,得出的結論必然似是而非。

蘇劍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高質量發展要求在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論體系中納入對需求質量的分析,在短期宏觀調控中納入供給管理,從而進一步增強當代宏觀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也為當前的宏觀調控開辟出一條新的思路。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公共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南開學報》《城市發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從1949年到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0.64%迅速增長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在過去70年間增加了7.5億人。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這場城鎮化進程使得中國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潛能,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同時,由于當前中國處在經濟轉型期,發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加的城鎮人口將為中國以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動力。

段成榮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謝東虹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呂利丹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通過梳理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的人口流動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轉變過程,這一轉變過程不僅涉及美國人文地理學家F.Zelinsky(澤倫斯基)述及的結構轉變、流動原因轉變等,同時也包括了教育結構和民族結構等更為豐富的內涵,是全方位的轉變。

刁大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作為基調的協調、合作、穩定三者之間蘊涵著高度戰略智慧的關聯性。相向而行的協調將有效地持續化解任何可能出現的分歧與摩擦,進而夯實并擴大中美兩國的合作。在中美關系中更多的合作也必然會持續降低分歧甚至是競爭的比重與可能引發摩擦的烈度。也正是這些更多的合作,才能確保并強化兩國關系乃至全球秩序與發展前景的長期穩定。而這種值得珍惜的穩定也為中美之間的進一步協調溝通與豐富合作創造了更高的起點與更好的氛圍。

仇立平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按社會學的解釋,“市民化”或城市化的結果就是:首屬群體簡單化,次屬群體疏離化,社會成員碎片化,個人成為“孤獨者”游走在這個世界上;個人遇到問題主要依靠制度去解決,一個建立在分工協作基礎上的精細化的制度設計應該基本上能夠滿足人們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雖然不可能全部解決。這個就是現代性的結果.

李斌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貴生

中南大學博士生

研究發現,農業轉移人口身份認同呈“階梯推進”態勢。對農村轉移人口身份認同起作用的結構性因素其“面向”呈某種離散性:有些要素有激勵作用,如戶口改革政策、村改居政策、征地政策等;有些要素則起阻礙作用,如城市住房保障服務、社會管理服務與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等;有些要素似乎被漠視了,如基礎教育服務的獲取。而在個體建構層面,行動造成分化的邏輯則已經由“過程”邁向了“結果”。

薛念文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境外特別是西方學者了解農業對于中國的重要性, 對中國農業的研究可謂濃墨重彩。作為西方當代中國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雜志之一, 《中國季刊》自創刊以來就將農村研究作為重點, 既關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農業技術變遷, 也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成就, 這些研究既以事件為經, 又以時間為緯, 共時與歷時相結合, 橫向與縱向相交織, 共同構成了一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與改革的完整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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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調取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出了安排。此次對香港開放審計底稿,還不能讓美國執法機構從香港獲得相關資料,但為美國監管機構獲得內地公司的資料提供了參考的模式。
截至7月3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頭。目前,全國25個省區的疫區已經全部解除封鎖,生豬生產和運宵秩序正逐步恢復。雖然疫區封鎖的解除對行業長期發展有利,但補欄不會很快,加上周期性的原因,出欄的恢復和豬肉的供應仍需要時間恢復,而豬肉進口也難彌補需求的缺口,所以短期內豬肉供應仍會處于緊張狀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透露,目前中美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溝通。有媒體問,磋商是否會從頭再來?美國是否不再撤銷此前對中國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高峰回應稱,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提的“全部取消已加征關稅”,是此前中國曾經提過的“三條底線”之一。在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商務部再度強調了中國的底線。
美國商務部7月3日公布的5月貿易賬數據顯示,美國5月貿易逆差為555億美元,創5個月來新高,預期532億美元,4月份貿易逆差508億美元修正為512億美元。市場分析指出,5月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擴大至5個月高位,主要可能是因為企業再次提前囤積存貨,最終導致進口增加所致。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在麥肯錫的中國世界曝光指數(China World Exposure Index)中,中國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的世界曝光率相對下降。相反,世界對中國的曝光有所增加。這反映了中國經濟對國內消費的再平衡,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上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一再施壓美聯儲降息,日前更罕見地指責歐洲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是操縱匯率,反映了其一貫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壓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提高美國出口的競爭力和催生美國資本市場收益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如果特朗普采取措施干預美元匯率,這也將引起全球匯率的亂戰以及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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