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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廣龍

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性國家、社會糾紛解決、社會治安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制度變遷、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2018年12月獲得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

汪玉凱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開放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在被稱為百年歷史大變局的形勢下,我們要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困難局面。在國內外整體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改革開放面臨困難局面的狀態下,只有用新的戰略視野布局未來,才能防止改革開放出現大的波折,以人民利益為最高福祉的改革開放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肖河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特朗普政府在此次伊朗危機中暴露出了政策制定方式上的重大問題:那就是堂堂美國總統居然要通過媒體來主動暴露自己和強硬派下屬在對伊政策上的分歧;而且這位總統雖然內心并不情愿動武,但是居然也讓下屬“綁架”到了命令已經發出的地步。這才是危機之中讓美國政策界最為憂心忡忡之事。這一反常似乎是在說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步建立、在冷戰結束之后高度成熟的國家安全決策機制已經“劣化”到了危險的程度。

馮玉軍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今天的世界正經歷冷戰結束后的最重要轉型,力量格局加速重組,國際秩序全面重塑,包括中美、中俄、中日在內的大國關系更是活躍調整。在復雜、多變、敏感的過渡期,各種看似相互矛盾的現象與趨勢同時并存、相互作用。大變局下,必須以復合型思維看待復雜化世界,進而做出正確決策。

受訪者:劉世錦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采訪者:趙福全

清華大學汽車產業與技術戰略研究院

中國經濟必然要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這是大勢所趨。從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過程來看,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減速,到2016年三季度初步觸底。預計中國今年和明年還能保持6%以上的增長速度,2020年以后就會在5%-6%之間,或者5%左右,這也是正常的。如果保持5%-6%的增長速度,那么原有的增長動能,像基建、房地產、出口等,驅動力就不像過去那樣大了,所以中國經濟下一步的發展一定要有新的增長動能。

徐愛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在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中,法律功不可沒。法律與文明交互作用,過去記載了文明的成果,現在維持著文明的演進,將來促進著文明超越。當文明戰勝野蠻時,法律忠實地記錄著文明的點點滴滴,充當文明的載體;當野蠻擾亂文明時,法律調節著社會變化的節奏,將野蠻導向文明。

葉毓睿

VMware存儲架構師,《軟件定義存儲:原理,實踐與生態》的作者

區塊鏈的首要價值在于它能構建一個可信的基礎設施,如果信任的成本很高,或者人們心甘情愿為增強信任而付費,這樣的傳統業務,用區塊鏈思維和技術來改造,將會如虎添翼。目前,區塊鏈在供應鏈金融、數字內容(如版權管理等)、游戲、基礎設施等方面已經有了探索和實踐。由于區塊鏈自帶金融屬性和激勵機制,相信未來5年內,會有越來越多細分領域成為區塊鏈的適用場景。

葛紅亮

廣西民族大學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在南海的角逐日益呈現出“烈化”的發展態勢。這是美國南海政策前沿軍事化策略直接導致的結果,在根源上則與中美南海結構性矛盾與美國在南海議題上的對華認知密切相關。中美南海結構性矛盾不僅直接作用于南海局勢,而且深刻作用于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南海對話。鑒于此,管控中美南海分歧、增強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南海議題上的互信及做好南海輿論工作成為因應美國南海政策激進化轉變的重中之重。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

錢智俊

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中國消費潛力存在結構上的新舊錯配。當前中國消費升級的重心正在迅速下沉,而零售業態、供給結構、配套環境等要素卻尚未適應這一變化,導致消費新潛力未能充分釋放,而舊動力卻過快消退,限制了消費引擎總體發力。由此,當前消費增長乏力是階段性、結構性的,亦將隨著結構桎梏的瓦解而得到顯著改善。下半年,隨著針對性政策的推出以及市場自身的積極轉型,消費增長中樞有望溫和抬升,成為“穩增長”新基石。

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或者寬幅區間內的自由浮動是當前比較理想的選擇。做不到自由浮動或者寬幅區間浮動,在一個特定時期內釘住與經濟基本面基本一致的匯率可作為權宜之計。最糟糕的情景是持續的漸進貶值或者漸進升值,需要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設計上杜絕這一點。

蔡昉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可能干擾全球供應鏈的因素有三個: 早產型比較優勢變化: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變化具有早產的性質,因而過早過急地對全球供應鏈產生沖擊。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過早過快弱化,就造成了這樣的效果;超大型公司的壟斷傾向:許多案例表明,一些企業從不盈利,甚至也不追求盈利,風險投資人也只是一味支持其擴大、擴大、再擴大。他們無非是要獲得盡可能大的市場份額,進而排擠掉競爭對手;單邊主義的破壞作用:它從一個點上全面出擊,從多個方向攻擊全球供應鏈,會造成多環節乃至全鏈條的功能受損。

經濟日報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指數調查課題組

執筆: 秦悅

調查結果顯示,各地政府除了出臺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之外,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優惠政策,包括補貼、稅收減免、基礎設施建設支持、項目支持、信貸支持等。56.63%的企業認為縣域有稅收減免優惠,51.52%的企業認為縣域有補貼優惠。項目支持政策、信貸支持政策、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政策的覆蓋范圍也比較廣,分別有42.54%、41.99%和41.05%的企業認為有該項優惠。

劉永元

國家開發銀行深圳市分行

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起基礎作用的是以現代制造業和現代裝備業為代表的現代化實體經濟,起核心作用的是現代金融體系。現代金融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我國金融改革的著力點,就是要建立包括金融基礎設施體系、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監管調控體系在內的完備的現代金融體系,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利支撐。

王賡武

著名華裔歷史學家,香港大學原校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原所長,著有《移民及興起的中國》《建立新國家:五個東南亞國家的建國歷史》《世界史和移民》等

歐亞大陸對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歷史產生過強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繼續扎根于他們的文明中。中國尤其對海洋有強烈的意識,因為它看到自己的文明曾險些被來自海上的敵人所毀滅。因此,只要強國的海軍堅持在中國沿海有自由行動的權利,中國的領導人就必須密切關注海軍,與此同時又絕不能忘記,中國三分之二的邊境在大陸上。即使在他們為應對未來的威脅而進行海上軍備及其他復雜的備戰時,強大的歐亞大陸傳承仍會告誡他們,他們必須繼續培養一種新的、均衡的全球史觀。

楊青貴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

以身份性、保障性為主要特征的現行宅基地使用權制度與新型城鎮化發展中“人的城鎮化”“要素的城鎮化”所內含的要素化、流動性等要求存在適應的問題。一方面,新型城鎮化潛在要求破除土地利用的城鄉二元體制。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應當以有效保護農戶宅基地權益為前提,將宅基地使用權等財產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重要物質基礎。

黃祖輝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

鄉村振興戰略要放在全局視野當中把握與推進。高質量、高效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既要切實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以新型城鎮化引領鄉村振興,將產業振興與生態宜居、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有機結合,又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產業振興中發揮政府、市場和行業組織的合力,在生態環境建設和綠色發展中深化“兩山”理念的認識和踐行,以全面激活鄉村活力、釋放鄉村發展動能、提升鄉村價值。

賀雪峰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當前中西部農業型農村,小農戶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是老人農業,這種老人農業大多數是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年輕人進城務工經商,老年人留村務農。第二種就是“中農”形態,主要是通過村莊自發土地流轉形成的適度規模經營戶。后者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或不愿進城務工經商的群體,他們努力獲得農村各種經濟機會。這個群體從農村獲得收入,因此最為關心農村生產生活,他們又年富力強,可以擔負更多村莊治理職責,因而變成鄉村治理中“中堅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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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調取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出了安排。此次對香港開放審計底稿,還不能讓美國執法機構從香港獲得相關資料,但為美國監管機構獲得內地公司的資料提供了參考的模式。
截至7月3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頭。目前,全國25個省區的疫區已經全部解除封鎖,生豬生產和運宵秩序正逐步恢復。雖然疫區封鎖的解除對行業長期發展有利,但補欄不會很快,加上周期性的原因,出欄的恢復和豬肉的供應仍需要時間恢復,而豬肉進口也難彌補需求的缺口,所以短期內豬肉供應仍會處于緊張狀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透露,目前中美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溝通。有媒體問,磋商是否會從頭再來?美國是否不再撤銷此前對中國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高峰回應稱,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提的“全部取消已加征關稅”,是此前中國曾經提過的“三條底線”之一。在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商務部再度強調了中國的底線。
美國商務部7月3日公布的5月貿易賬數據顯示,美國5月貿易逆差為555億美元,創5個月來新高,預期532億美元,4月份貿易逆差508億美元修正為512億美元。市場分析指出,5月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擴大至5個月高位,主要可能是因為企業再次提前囤積存貨,最終導致進口增加所致。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在麥肯錫的中國世界曝光指數(China World Exposure Index)中,中國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的世界曝光率相對下降。相反,世界對中國的曝光有所增加。這反映了中國經濟對國內消費的再平衡,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上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一再施壓美聯儲降息,日前更罕見地指責歐洲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是操縱匯率,反映了其一貫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壓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提高美國出口的競爭力和催生美國資本市場收益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如果特朗普采取措施干預美元匯率,這也將引起全球匯率的亂戰以及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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