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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劉昌明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著有《世界金融危機與國際秩序轉型》《全球化與當代國家政治職能》《亞太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等

楊慧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外交話語是一國國內政治文化的國際延伸和展現,它是政府在國家文化理念、意識形態、重大利益、戰略方向等方面的基本立場表述;而話語權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國家的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在當代外交實踐中,那些體現國際社會共同價值、反映國際法基本理念、有效推動全球治理的外交話語都能夠有效地轉化為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順應時代潮流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命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外交話語體系,成為引領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重要指南。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參與度和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如何增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話語的國際影響和世界意義,實現中國外交話語權的歷史性提升,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使命和新挑戰。本文擬在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話語內涵和意義的基礎上,分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向外交話語權轉化面臨的困境,以此從學理意義上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向外交話語權轉化的路徑和對策建議。

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話語的內涵與意義

外交話語是一國為表達和闡釋其思想所慣用的概念、術語、名詞等表述的總和,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標識和符號,它一般體現在“本國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公開發表的講話、聲明、文件之中”,承載著一國對外溝通的基本態度和價值。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各國往往會形成獨特和相對固定的話語體系,來表明特定時期內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因而各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一方面保持著自身的延續性與傳承性,另一方面也隨著國家戰略方向和政策舉措的調整而不斷豐富和完善。

黨的十八大確立推進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以來,中國外交話語發生了從“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到“積極推動構建新型伙伴關系”,再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遞進式轉換,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越來越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集中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對于未來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觀點,體現了中國作為新崛起大國的責任和擔當。因此,從外交話語視角探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創新與影響,對理解和完善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推進實施我國新時期對外戰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外交話語的“發展導向”與“多元包容”特征

梁紅

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在制造業投資遇冷、房地產投資承壓的背景下,我們發現二季度央企基建訂單增速大幅提升,鐵路同比增長23.1%、城軌地鐵同比增長26.8%,更廣義的基建整體同比增長15.3%,相比于一季度的同比負增長,趨勢顯著扭轉。這是中央政府“加基建、穩增長”的效果顯現,還是地方政府專項債可以作為資本金之后的短期刺激效果,亦或是銀行流動性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體現?

倪鵬飛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長三角一體化有多個從長期到短期的意義。從長期來看,一體化的長三角是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并走向舞臺中心的主要平臺,一體化的長三角是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柱石。從短期來看,長三角一體化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和關鍵作用。從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來看,雖然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機遇大于挑戰,紅利大于風險。但是,仍有必要吸取國際上一體化的經驗教訓,少走一些彎路,確保長三角一體化能夠更好、更平穩地向前發展。

劉哲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優化營商環境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無論是城市競爭力的提升,還是產業發展的轉型,都不再是簡單拼政策優惠、拼資源儲備、拼成本低廉的階段,之后更多的要靠營商環境的吸引力。營商環境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的工程,是經濟和產業轉型的新要求,需要將營商環境推向縱深,切實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

孫南翔

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

7月11日,法國參議院通過數字稅法案,將由法國總統馬克龍簽署后執行,全球首部數字稅法將落地實施。英國在2018年底也發布了數字服務稅通知,將于2020年4月1日起開征數字稅。互聯網企業公平繳稅是全球性的議題,數字稅制度的根本問題不是互聯網企業是否應繳稅,而是征稅規則如何與商業模式創新相接軌,并且實現國際稅基的合理分配。因此,唯有通過國際合作才能保證數字稅收的類型公平、代際公平、國際公平。

劉立峰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投資研究所研究員

穩投資是下半年穩增長的核心內容。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穩定制造業投資,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城市停車場、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等補短板工程,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穩定制造業投資,加大市政基礎設施補短板力度,基本目標就是要實現下半年投資的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實現體制機制創新。

唐世平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政治理論/社會科學哲學、制度經濟學,著有《塑造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冷戰后近鄰國家的對華政策研究》等

在構建相對完善的關于國際秩序的定義和評估框架的基礎上,通過考察自1800年以來重大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可提供如下可能的中國選項,即中國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只要認定任何國家都無法真正從外部阻擋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國內的改革和開放的話,中國需要做的就是沉著冷靜,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治理好自己,盡可能與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推進國際秩序的穩步改進,從而造福世界。

楊偉民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

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既要按產業或領域實行自上而下的縱向治理,也要有不同空間單元的空間治理。高質量發展,既要有產業的高質量,也要有空間的高質量。空間治理不同于現有的對地方事務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在國家基本制度和大政方針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空間的主體功能定位,實現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空間均衡以及各項工作精準落地的治理模式。

夏立平

同濟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院長,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董珊珊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美關系進入新階段的主要原因包括中美兩國之間在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矛盾,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中美戰略文化的巨大差異。中美戰略競爭和博弈的主要領域和特征包括:雙方經貿摩擦將長期化,在安全領域既競爭又合作將常態化,在臺灣問題上的博弈可能增多,在人權問題上的爭議對兩國關系的負面影響上升。但是,中美關系的三根支柱決定了兩國不會陷入像美蘇之間那樣的“冷戰”,也不會完全脫鉤。在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重構過程,需要穩步推進并最終實現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

馬濤

伴隨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開始質疑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是由于能力缺失等因素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盡管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不斷增加,然而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和議價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中國還要堅持并享受與自身發展階段相對應的特殊與差別待遇。

鐵鍇

西安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通過非農戶宅基地使用權的有限放開, 從政策上鼓勵、引導和保障鄉賢回歸廣大農村, 實現鄉村人力與人才資源的逐漸增長, 不僅具有理論邏輯的自洽性, 而且具有現實的可欲性和實踐的可行性, 對推進中國農村發展意義重大。在中央明確適度放活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指引下, 地方基層政府應該突破現有政策的阻止, 策略性地設計和創新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有序地推進和實施全面深化改革的線路圖, 為中國的鄉村振興積極做出應有的貢獻。

鄧大才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教授

農村基層治理單元的設置是一個大問題,既要考慮村民自治,又要考慮行政效率,而且還要考慮兩者之間的均衡。基層治理單元受制于兩個因素:一是經濟發展水平;二是行政與自治的均衡。在具體的設置方面需要考慮行政與自治的均衡:如果經濟發達,可以通過行政自治取代社會自治;如果經濟欠發達,行政單元與自治單元可以分設;如果自治傳統相當濃厚,可以保留自治單元;如果行政單元與自治單元重合,兩者可以合并設置,但是兩者的功能不能互相取代。

高靜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武彤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王志章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網絡正以強大的推力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的思想變革和觀念更新。實踐也證明,深度貧困地區要扶貧濟困,就必須網絡先行。要打好當前的精準脫貧攻堅收官之戰和做好2020年后國家減貧戰略,更需網絡助攻和持續發力。而要實施好網絡扶貧助攻,就必須精心做好路徑設計。

劉尚希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財政金融協同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政策的協同,形成各種政策方案組合;另一個是改革的協同,形成改革方案的組合。財政金融的協同需要二者結合,且目標應轉向公共風險管理,同時改變金融部門的運作模式,強化“政策研發”,減少“政策生產”,提高“政策產品”的質量。但在現實中,站在部門的角度來看待財政與金融似乎形成了一種習慣。我覺得應當把它融合起來,要超越部門思維。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如今,地方立法迎來了繁榮發展時期,同時,“有限立法權”也受到了“可以立什么”,“應該怎么立”的困境與挑戰。地方立法不應刻意追求法規體系的完整,簡易體例,有幾條定幾條,多做細化、量化、具體化的規定,重在解決實際問題,突出地方立法的特點,既不可照搬照抄上位法,又盡量減少法規中的“號召性”、“倡導性”一類的條款,只要管用,只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不妨“有幾條就立幾條”。

侯海麗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系博士研究生

倪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指責中國挑戰美國權力,威脅美國利益,破壞美國的安全和繁榮。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強調對華長期競爭戰略是美國的第一要務,明確要求制定對華“全政府”戰略。在此戰略思想指導下,一年多來,美國挑起以“貿易戰”為主導的一系列對華打壓政策,對華強硬儼然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與此同時,“全政府”對華戰略已經跨越政府部門,向著更深更廣的“全社會”方向蔓延,逐漸形成了橫向和縱向的戰略互動與協同。

李迅雷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唐軍

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師

最后這3000億商品的關稅威脅只是強弩之末,其對中國的傷害沒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對美國自身的傷害則會更加明顯。這3000億里面包含很多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中占據大比例份額和具有絕對優勢的品類,如紡織服裝、鋼鐵等,美國幾乎很難找到替代方。因此,對最后3000億商品加征關稅,美國政府將面臨國內前所未有的反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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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退出中國的情況可能比統計數字顯示的要嚴重,范圍覆蓋了從制造業到零售業。外資撤出會沖擊供應鏈及整個產業生態,有時候可能會起到“連根拔起”的效果。以汽車業為例,據路透社稱,法國標致雪鐵龍(PSA)有意結束27年與東風集團的合資,撤出中國市場。汽車產業涉及產業鏈復雜、勞動力眾多,外資先后撤出,對國內汽車業發出了警號。
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貿易保護主義、現代科技發展及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制裁手段,給全球市場體系帶來非常顯著的扭曲。金融業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廣義的信息產業的一部分。周小川所談的是信息對金融業的影響,而信息技術構建于社會信息基礎上,信息對各行各業的影響至為深遠。這就是當前大金融時代的特點。
外管局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經常帳戶順差1060億美元,與GDP之比為1.6%。其中,貨物貿易順差2228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1293億美元。同時,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中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延續順差。上半年,直接投資順差336億美元。證券投資中,境外投資者增中國證券500多億美元,中國對外證券投資增加300多億美元。
中國央行在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下一步貨幣政策的主要思路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適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解讀央行報告,有兩個點值得關注:一是不搞大水漫灌,二是全面降息暫時沒有列入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工具箱。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8月9日表示,由于貿易戰繼續升級,美國政府將不再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進行任何交易。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對中美達成貿易協議前景給出了負面表態,他說,“我們正在和中國交談,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達成協議,但我們會看到會發生什么……中國想要做點什么,但我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中國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現在“呼之欲出”。央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屬于雙層運營體系。雙層運營體系不會改變流通中貨幣債權債務關系,央行的數字貨幣依然是中央銀行負債,由中央銀行信用擔保,具有無限法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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