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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廣龍

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性國家、社會糾紛解決、社會治安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制度變遷、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2018年12月獲得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

林漢川

浙江工業大學

劉淑春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亟須加快實施中國制造標準化戰略,推動制造標準先進化和國際化,為中國制造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標準實施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中國制造質量的高低和優劣。通過嚴格的標準實施,保障產品技術先進性、質量穩定性和功能可靠性,有利于提高供給系統對需求系統的適應性。以全面標準化實施促進全面質量管理,有利于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

陸大道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我國的國家級新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及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接近200個,還有200多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總數接近500個。全國省區市級的各類新區約3500個。各類新區新城的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全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體。但是,現階段各地的新區新城已經“飽和”。這種“飽和”并不是沒有空間了,而是沒有新的經濟增長要素、技術創新的要素進去。今后要苦練“內功”,構建區域創新體系,這已經成為“十四五”及更長時期發展的關鍵。

付曉東

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著有《投資環境優化與管理》《中國城市化與城市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與區域經濟》等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生產力布局及區域經濟發展經歷了初創打基礎、“大躍進”增加產量、“三線建設”提升實力、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沿海率先發展、“四大板塊”和“三大支撐帶”、城市群、自貿區、國家級新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波瀾起伏的壯觀歷程。從總體上看,區域政策經歷了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三個階段,有過失誤和教訓,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周天勇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城鄉的住宅,向著幾十層高樓單一化的方向奔跑,若不緊急剎車,十幾億人口很可能都會上幾十層住宅高樓居住,這對一個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文明和安全等都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從人口學家們對生育和環境的研究發現,一個國家人們越是居住在鄉村和小鎮上的低矮宅院中,生育率越高;越是居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樓宇中,生育率越低。如果連小城市、小城鎮和鄉村的居住也普遍高樓化,數百年后中華民族還會存在嗎?

徐顯明

山東大學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中日之間的GDP總量比較,在2010年,中國GDP第一次超過日本的時候,日本舉國震驚,右傾勢力就是從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開始大肆泛濫的。但當我們的GDP總量是日本2倍以上的時候,日本徹底絕望了,知道在亞洲今后再也無法超過中國了,所以它的心態開始轉向平和。因此,中日的關系出現了回緩。當中國的GDP總量超過美國2倍左右的時候,美國人的心態會不會變得平和起來?會不會接受“世界第二”的現實?

蔡繼明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86年頒布的《土地管理法》用規劃和用途管制完全取代了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的作用,雖然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的資源配置方式已經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而《土地管理法》歷經1988年、1998年和2004年三次修正,直至目前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土地管理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仍然保留著濃厚的計劃和行政配置土地資源的色彩,如果不對現行法(及其第四次修正案草案的若干條款)做根本性修改,則不僅前期試點前功盡棄,而且將極大地延誤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進程,進而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順利實施。

董登新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教授

對創新企業的支持和包容,正是科創板最大的特色和歷史使命。面對大眾質疑,既要淡定,也要主動引導,適時對標NASDAQ進一步完善規則,保持改革定力、堅定前行,切莫左右搖擺。不過,包容是有前提的,也是有代價的。科創板包容的前提,就是對發行人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更嚴厲、更嚴苛,讓犯罪成本更高;科創板包容的代價,就是其退市制度更高效、更有威懾力,讓退市更容易。

李華胤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農村家庭養老中家國責任邊界的劃分,并非雙方簡單的責任界定。家庭除具有提高養老的責任意識、遵從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外,還具有對老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顧以及精神慰藉的責任。政府的責任在于發揮元治理角色,明確家國責任的邊界,完善農村養老的制度設計、法律上懲戒、政策上支持以及文化上倡導等。

王雅軍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

張波

重慶社會科學院

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驗表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終是農業農村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以“三權分置”為代表的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逐步破除土地制度對農村生產力的限制。但農地“三權分置”不是終點,還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研究新的土地政策,不斷推進以“農民職業化”為取向的土地制度改革。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很多人擔心,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如果不斷升級,是否會導向另一類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這種擔憂不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們可以把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視為是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結果。兩個互不交往的國家不會發展出任何經濟關聯,也無所謂貿易沖突。兩國之間的經貿交往越深,沖突就越容易發生,負面影響也越大。歷史地看,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確給參與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但也不斷地導向沖突甚至戰爭。

國研網宏觀經濟研究部

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經貿投資合作成效明顯,貿易和投資合作不斷擴大,形成了互利共贏的良好局面。截止到2018年底,中國已累計與122個國家,29個國際組織簽署了170份政府間合作文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第五年,有一大批項目陸續簽約或開工,一批綜合效益好、帶動作用大的項目完成建設,用實力回應了國際社會上的一些疑慮和誤解。而新開工的項目中,民生、文化領域項目占據越來越大的比例,為當地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

孫計領

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增長。然而有學者研究發現,盡管中國經濟社會取得很大進步,但國民幸福水平呈現下降態勢,稱為“中國謎題”。收入差距擴大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但在實證研究中,并未發現收入差距一定是降低中國居民幸福感的根源。通過相關問題的梳理發現,由于現實中收入分布(結構)及演變過程的多態性與人們認知工具手段的有限性,收入差距嚴重與否,取決于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價值判斷。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長、房地產行業首席研究員

建設國際一流的宜居大都市和美麗鄉村,是高質量城市化的發展目標。英國作為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國家之一,既建成了國際宜居大都市,也有力地保護了美麗鄉村。倫敦既是英國的政治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也擁有海德公園等8座國際聞名的皇家公園,宜居宜業宜游;而鄉村在綠帶的保護下,完好保留了大量城堡式建筑、莊園和傳統民居,百年老宅的比例高達28%,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那么,英國如何建成國際宜居大都市和美麗鄉村?

魯政委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兩軌并一軌”可能在近期加快推進,且首先從完善貸款利率的傳導機制入手,其具體路徑可能是在保留現有的貸款基礎利率(LPR)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培育其市場化報價機制,讓LPR“動起來”,引導LPR與貨幣市場利率加強聯動,下一步可能不再公布貸款基準利率。

汪波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城市群區域呈現出由點到線、成面的“點—線—面”發展軌跡。隨著東部發展空間趨于飽和,經濟活動逐漸由沿海向中部與西部擴展,從而形成中國從南至北、從東到西的階梯式發展態勢,有助于緩解“胡煥庸線之困”。城市群區域已成為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與信息的中樞,當代中國區域一體化治理在實踐上體現出:契約化治理—半結構化治理—區域大都市政府的發展軌跡。

范建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城鎮職工參加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是我國現階段養老制度的主要矛盾。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存在差異,歷史養老負擔輕重不均,加上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時間較短,結果導致我國各地區間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狀況苦樂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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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調取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出了安排。此次對香港開放審計底稿,還不能讓美國執法機構從香港獲得相關資料,但為美國監管機構獲得內地公司的資料提供了參考的模式。
截至7月3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頭。目前,全國25個省區的疫區已經全部解除封鎖,生豬生產和運宵秩序正逐步恢復。雖然疫區封鎖的解除對行業長期發展有利,但補欄不會很快,加上周期性的原因,出欄的恢復和豬肉的供應仍需要時間恢復,而豬肉進口也難彌補需求的缺口,所以短期內豬肉供應仍會處于緊張狀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透露,目前中美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溝通。有媒體問,磋商是否會從頭再來?美國是否不再撤銷此前對中國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高峰回應稱,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提的“全部取消已加征關稅”,是此前中國曾經提過的“三條底線”之一。在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商務部再度強調了中國的底線。
美國商務部7月3日公布的5月貿易賬數據顯示,美國5月貿易逆差為555億美元,創5個月來新高,預期532億美元,4月份貿易逆差508億美元修正為512億美元。市場分析指出,5月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擴大至5個月高位,主要可能是因為企業再次提前囤積存貨,最終導致進口增加所致。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在麥肯錫的中國世界曝光指數(China World Exposure Index)中,中國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的世界曝光率相對下降。相反,世界對中國的曝光有所增加。這反映了中國經濟對國內消費的再平衡,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上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一再施壓美聯儲降息,日前更罕見地指責歐洲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是操縱匯率,反映了其一貫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壓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提高美國出口的競爭力和催生美國資本市場收益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如果特朗普采取措施干預美元匯率,這也將引起全球匯率的亂戰以及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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