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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劉昌明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著有《世界金融危機與國際秩序轉型》《全球化與當代國家政治職能》《亞太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等

楊慧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外交話語是一國國內政治文化的國際延伸和展現,它是政府在國家文化理念、意識形態、重大利益、戰略方向等方面的基本立場表述;而話語權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國家的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在當代外交實踐中,那些體現國際社會共同價值、反映國際法基本理念、有效推動全球治理的外交話語都能夠有效地轉化為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順應時代潮流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命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外交話語體系,成為引領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重要指南。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參與度和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如何增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話語的國際影響和世界意義,實現中國外交話語權的歷史性提升,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使命和新挑戰。本文擬在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話語內涵和意義的基礎上,分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向外交話語權轉化面臨的困境,以此從學理意義上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向外交話語權轉化的路徑和對策建議。

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話語的內涵與意義

外交話語是一國為表達和闡釋其思想所慣用的概念、術語、名詞等表述的總和,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標識和符號,它一般體現在“本國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公開發表的講話、聲明、文件之中”,承載著一國對外溝通的基本態度和價值。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各國往往會形成獨特和相對固定的話語體系,來表明特定時期內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因而各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一方面保持著自身的延續性與傳承性,另一方面也隨著國家戰略方向和政策舉措的調整而不斷豐富和完善。

黨的十八大確立推進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以來,中國外交話語發生了從“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到“積極推動構建新型伙伴關系”,再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遞進式轉換,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越來越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集中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對于未來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觀點,體現了中國作為新崛起大國的責任和擔當。因此,從外交話語視角探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創新與影響,對理解和完善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推進實施我國新時期對外戰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外交話語的“發展導向”與“多元包容”特征

黨國英

經歷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現行土地制度與四十年前相比,當然有很大進步。但是,與中國向現代化強國轉變的要求相比,現行土地制度還要改革。改革的羈絆,一是思想不解放,認識有偏差;二是利益剛性強,破解力度弱;但歸根結底是思想不解放。利益剛性說到底是認識水平不夠。如果能認識到深化改革會帶來一個多贏的結果,利益守護的方略就有可能調整,暫時的利益剛性就有可能打破。

沈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面對傳統與變革,我們需要著力完成行政法學的三大學術任務和挑戰:一則,更加成熟的體系化,即全面實現行政法學概念、原理、教義等的邏輯關聯性、融貫性、統一性和整體性;二則,接地氣的本土化,即在中國行政法的規則、制度、判例等經驗基礎上成就自己的體系;三則,超越傳統法學的局限,即突破以法官適法為導向的行政法學傳統體系格局,回應行政法制度層面促進行政目標、任務高效實現的需求。這三大任務相互交織、彼此影響。

劉擎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員

學院體制的知識生產和傳授,本身具有過度精英主義和學科規訓的保守性,需要接受反映時代變遷的外部力量的激發而保持變革的活力。如果傳統教育體制的壟斷終將結束,那么我們需要一個更開放的象牙塔。這意味著學院體制將接受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將此轉化為自身變革的動力。這也要求一部分心懷倫理與社會關懷、學術訓練良好的教師走出象牙塔,進入并改良新興的知識市場。

湯鐸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和持續低通脹,我國總需求偏弱的環境下,防范通貨膨脹并非當務之急。長期看,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就業和通脹之間的折衷,轉變為更廣泛的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之間的折衷。在當下實體經濟相對穩定的形勢下,政策重點還是要放在金融風險的化解和防范上。如果一定要對目前的通脹狀況有所動作,那么最好的應對就是未雨綢繆,做好預期管理。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中國民企融資“貴”與融資“難”伴生,其關鍵原因在于供給側中介成本的高企和固化。盡管中小微企業融資“難”是長期以來的全球普遍問題,但民營企業融資“貴”在中國卻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在資本有效供給低于其有效需求,而這自然也會推高資金價格,帶來硬幣另一面的融資之“貴”。

張春霖

世界銀行私營部門發展主任專家

龐大的國有經濟是中國經濟一個廣為人知的特色。2017年國有企業在中國GDP中的份額應為23%-28%,在就業中的份額在5%-16%。在銷售額大于2000萬元的規上工業(采礦業、制造業、公用事業)企業的資產總額中,國有企業占39%,在主營業務收入中占23%,在從業人員總數中占18%。

綦魯明

博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初奕劍

中國海洋大學

地下管網是城市的“生命線”,是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城市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當前我國一些城市地下管網建設水平相對滯后,已無法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十四五”期間,我國需著力加大城市地下管網建設,建成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綠色和智能的地下管網體系,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許英明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員

2018年以來,特別是2019年各大電商平臺“6·18”的亮眼表現,包括廣大農村的下沉市場價值凸顯。這既緣于長尾地帶互聯網覆蓋率的提高和移動互聯網的持續下沉,也緣于低線城市的消費升級和政府政策的積極引導,更緣于電商平臺迎合并滿足了下沉市場需求。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分別增長6.6%和8.4%,增速分別比城鎮居民高1個百分點和3.8個百分點,這顯示下沉市場消費升級明顯。

邵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1994年匯率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扭轉了人民幣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單邊貶值的趨勢,人民幣由弱轉強。1994年匯改之后,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所以是中國開始建立浮動匯率制度的重要一步。本階段人民幣匯率的一個特點是硬盯住美元,長期被維持在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的水平上,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隨美元有效匯率指數(名義與真實)同步波動。

張銘慎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盡管中國的數字化轉型一直在穩步開展,但主要進程發生于消費/應用端,而非生產/物理端。對比中國和韓國的數字化發展,可以發現中國僅在貿易和消費方面有顯著優勢,在制造過程的數字化方面則遠落后于韓國。未來數十年間,中國的數字化轉型將從消費/應用端向生產/物理端傾斜。中國的數字化可以成為一個契機,助力亞太地區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影響。

周小川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曾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Libra等類似數字貨幣如果以貨幣組合作為準備金,肯定不會選不可兌換貨幣,否則,操作上有風險,比如服從外匯管制的風險等。如果Libra成功的話,對弱勢貨幣、不可兌換貨幣、發展中國家貨幣將有替代作用。因此,這對人民幣也是一個挑戰。目前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匯管制,要應對Libra的挑戰,還是要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讓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蝕與替代;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及逐漸擴大在SDR籃子中的比重,將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選擇。

邵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匯率雙軌制是經濟轉軌時期的過渡性安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只要貨幣的相對價格不止一種,就一直會存在無風險套利的空間,致使匯率均衡難以實現。外匯調劑市場不僅發揮了調劑外匯余缺的作用,還為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提供了試驗場。

鄭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晰了今后一個時期完善所有制結構和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改革方向。布局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和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允許混合所有制企業實行員工持股制,使勞動者成為所有者。把無形資產列入資產保值增值考核范圍,發揮國有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骨干帶動作用。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相結合的合作制,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積極揚棄。

呂德文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鄉村治理體制經歷了多次變革,形成了人民公社、鄉政村治和“三治”結合三種鄉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一些富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機制,如壓力型體制、運動式治理機制得以延續下來。當前,鄉村治理實踐面臨國家與農民關系失衡、鄉村治理內卷化和去政治化等挑戰,構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鄉村治理問題的必由之路。

蔣培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后

農村環境治理應體現“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充分發揮農民在環境治理中的主體性作用,以及農村環境治理應回歸鄉村生活主體。只有發動農民參與環境治理,才能找到一條符合當地農民生產、生活特點的環境治理路徑,保護農村環境的同時也能顧及農民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礎上,理解農村環境內發性治理方式產生背后的社會邏輯,掌握農村生產、生活、生態“三生統一”目標實現的社會規律。

張云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近年來對中國貼上“修正主義國家”“弱化甚至破壞戰后自由國際秩序”等等標簽,似乎正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主要話語體系。作為守成大國,美國對于崛起大國的中國保持一定程度戒備和擔心都可以理解,但美國在冷戰后逐漸形成的在國際關系上的“知識單邊主義”傾向,有讓上述戒備過度放大,進而可能造成對華話語體系和對華政策更加僵硬化和趨對抗性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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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退出中國的情況可能比統計數字顯示的要嚴重,范圍覆蓋了從制造業到零售業。外資撤出會沖擊供應鏈及整個產業生態,有時候可能會起到“連根拔起”的效果。以汽車業為例,據路透社稱,法國標致雪鐵龍(PSA)有意結束27年與東風集團的合資,撤出中國市場。汽車產業涉及產業鏈復雜、勞動力眾多,外資先后撤出,對國內汽車業發出了警號。
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貿易保護主義、現代科技發展及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制裁手段,給全球市場體系帶來非常顯著的扭曲。金融業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廣義的信息產業的一部分。周小川所談的是信息對金融業的影響,而信息技術構建于社會信息基礎上,信息對各行各業的影響至為深遠。這就是當前大金融時代的特點。
外管局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經常帳戶順差1060億美元,與GDP之比為1.6%。其中,貨物貿易順差2228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1293億美元。同時,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中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延續順差。上半年,直接投資順差336億美元。證券投資中,境外投資者增中國證券500多億美元,中國對外證券投資增加300多億美元。
中國央行在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下一步貨幣政策的主要思路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適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解讀央行報告,有兩個點值得關注:一是不搞大水漫灌,二是全面降息暫時沒有列入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工具箱。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8月9日表示,由于貿易戰繼續升級,美國政府將不再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進行任何交易。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對中美達成貿易協議前景給出了負面表態,他說,“我們正在和中國交談,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達成協議,但我們會看到會發生什么……中國想要做點什么,但我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中國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現在“呼之欲出”。央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屬于雙層運營體系。雙層運營體系不會改變流通中貨幣債權債務關系,央行的數字貨幣依然是中央銀行負債,由中央銀行信用擔保,具有無限法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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