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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廣龍

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性國家、社會糾紛解決、社會治安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制度變遷、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2018年12月獲得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進一步推動銀行股權多元化,應是中國銀行業未來改革的任務之一。基本的方向是鼓勵中央企業、地方國企、各類民營資本以及部分外資積極參股到各類商業銀行中。在中國未來的金融發展中,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創造有利于股權資本形成的機制,多渠道增加股權資本的供給,是不可逆轉的戰略方向。

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學

在實行資本主義的領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臨的挑戰是,成功會越來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由此日漸成為人們受挫的根源,因為在這些艱難時期,在市場的天然領域以外,沒有任何一種東西的成功能與資本主義的成功相提并論。當代經濟中最需要改革的,并非資本主義色彩最濃的部分,而是資本主義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與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相關的領域。

凱聞

美國國際金融研究所新興市場顧問委員

2011年,西方對中國做出了經濟、政治和社會動蕩等形形色色的預測。看空中國的意見幾乎成了主流。這些預測忽視了三個方面:第一,中國的經濟基本面;第二,中國治理模式的系統性優勢;第三,幾個減震器給中國模式帶來的韌性。

李稻葵

清華大學教授

歐債危機相對而言會早于美國的經濟調整而結束。由于歐洲調整得比較快,相對而言三五年之內問題就能比較快解決。但是美國的問題卻是三五年之內很難解決,因此會出現世界的調整、再平衡,出現歐美之間的落差。

陳建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成為未來金融改革的重點和基礎。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經濟增長分化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較高增速,成為全球經濟增量貢獻最大的經濟體,世界經濟格局加速調整,中國經濟總量逆市上升,GDP躍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國亟待推進的匯率、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開放等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不僅沒有明顯進展,而且呈現趨緩的現象,僵化的金融體制與經濟大國地位不匹配問題日益突出。如何理解中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改革,不僅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更是本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多項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Kenneth Rogoff

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各國正確地將長期增長視為其國家安全和全球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重債國(如今包括許多發達經濟體)需要增長來助自己走出逆境。但是,作為長期戰略,專注于趨勢增長并不像眾多決策者和經濟理論家那樣無比重要。

John Lee

Hudson Institute 高級訪問學者

中國現在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經濟發展而非通貨膨脹。畢竟,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在于,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必須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在這個背景下,只有保持經濟的高速發展才能解決多數社會和政治問題。

沈聯濤

香港智庫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

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屬于金融領域,應為實體經濟服務。但事實上,當前的危機始于美國次貸危機,并演化成歐洲債務和銀行業危機,危機發展的結果,就是不論金融部門還是實體部門都深陷困境之中。

杰拉奇

倫敦城市大學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項目負責人

應該將“家庭可支配收入”,而非GDP,作為主要衡量標準,以此扭轉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促進經濟價值從政府及企事業單位重新回歸到私人個體。

尼古拉斯•維綸

布勒哲爾(Bruegel

級研究員

建立歐元區一級的銀行業政策框架,是貨幣聯盟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

尹中立

社科院金融專家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看,堅持房地產調控的政策不會出現松動,顯示決策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希望中國經濟擺脫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依賴,促使制造業技術升級,讓制造業真正成為強國之本。此方向十分正確,但挑戰巨大,產能過剩就是一個考驗。

姜躍春

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部主任

當今世界處于大變革、大發展、大調整時期,國際局勢不確定性、模糊性和突發性的特點愈加鮮明。在即將過去的2011年,西亞北非地區持續動蕩,迫使人們重新審視國家治理的理念;世界經濟面臨二次探底風險,金融危機開始向政治和社會危機轉移;中國周邊環境出現新變化,形勢日益嚴峻。

Paul R. Krugman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經濟學教授

環球網

2012年可能有很多不確定性,尤其2012年12月21號可能全世界要出點大事,就是這件事大家都有完全不同看法,有些人說這件事其實挺確定,多少年前亞瑪人他立法算不到2012年12月以后的事,他方法上也也很多不確定因素,也有人最新發現那天真的有事。我們今天討論,全世界只要運行著就要有生活,有經濟。在今天這個點來看待2012年經濟的時候,的確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具有全球方位也有中國方位,如果站在一個企業微觀角度來看,具有針對政策層面不確定感受,也有針對自己企業技術發展,包括資源整合這些方面不確定感受。所以,我們下面各位嘉賓每位用3分鐘的時間,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對于2012年總的經濟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各位基本判斷和基本依據,尤其在我們表象上看到不確定性之間,是不是也有不確定規格,基本描述讓我們能夠窺見一下,在我們即將邁入2012年門檻的時候,到底如何把握2012年的經濟時局,我們有請魏秘書長第一個概括?

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

在十二五期間,我們可能要發生一些事。一個可能要發生的事,十二五期間可能要發生一場經濟危機。有人奇怪了,不是剛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嗎?剛爆發的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我們的出口下降,經濟增長下降。但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危機還沒有爆發,我們的銀行還沒有破產,我們中國人的經濟危機正在醞釀之中,那什么時候爆發呢?我認為是2013年。

黃育川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雖然市場因素可能支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甚至走低,但如果中國偏離了它宣稱的讓人民幣逐步升值的打算,它在外交方面可能會遭遇麻煩。這一次,中國政府可能被迫要依靠財政政策來應對經濟下行風險,盡管在預算上做文章要麻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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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調取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出了安排。此次對香港開放審計底稿,還不能讓美國執法機構從香港獲得相關資料,但為美國監管機構獲得內地公司的資料提供了參考的模式。
截至7月3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頭。目前,全國25個省區的疫區已經全部解除封鎖,生豬生產和運宵秩序正逐步恢復。雖然疫區封鎖的解除對行業長期發展有利,但補欄不會很快,加上周期性的原因,出欄的恢復和豬肉的供應仍需要時間恢復,而豬肉進口也難彌補需求的缺口,所以短期內豬肉供應仍會處于緊張狀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透露,目前中美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溝通。有媒體問,磋商是否會從頭再來?美國是否不再撤銷此前對中國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高峰回應稱,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提的“全部取消已加征關稅”,是此前中國曾經提過的“三條底線”之一。在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商務部再度強調了中國的底線。
美國商務部7月3日公布的5月貿易賬數據顯示,美國5月貿易逆差為555億美元,創5個月來新高,預期532億美元,4月份貿易逆差508億美元修正為512億美元。市場分析指出,5月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擴大至5個月高位,主要可能是因為企業再次提前囤積存貨,最終導致進口增加所致。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在麥肯錫的中國世界曝光指數(China World Exposure Index)中,中國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的世界曝光率相對下降。相反,世界對中國的曝光有所增加。這反映了中國經濟對國內消費的再平衡,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上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一再施壓美聯儲降息,日前更罕見地指責歐洲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是操縱匯率,反映了其一貫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壓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提高美國出口的競爭力和催生美國資本市場收益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如果特朗普采取措施干預美元匯率,這也將引起全球匯率的亂戰以及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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