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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廣龍

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性國家、社會糾紛解決、社會治安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制度變遷、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2018年12月獲得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一個理想的經濟發展范式是從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到日益復雜模式的持續演進(楊小凱,1997)。它不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效率,還取決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護交易者的預期收益以保持現有分工體系的穩定,還能維持開放的租值競爭以促進分工模式的創新試驗和擴散。

從人類史的演進來看,經濟增長事實上存在兩個迥異的階段。一是漫長的前現代增長階段(Premodern Growth)。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的匱乏導致分工模式創新緩慢,經濟績效呈現為單位產值提高緩慢、民眾生活水平改善困難。制度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是促進分工的創新和擴散,而是應對人口壓力和技術不足下資源(特別是土地)制約導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現代階段,舊有分工體系與政治權力相互依托,政治權力牢牢控制經濟生產,通過政治權力實行掠奪和尋租是低水平均衡下獲取超額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增長(Modern Growth)。其在經濟績效上呈現與前現代經濟增長顯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率水平增進、產業不斷升級,由此帶來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Kuznets,1966)。現代增長是以專業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擴散與“創造性毀滅”進程。

經濟增長的一大困境是,很難逾越從前現代增長到現代增長這道坎。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致力于回答“為什么有的國家一直貧窮,有的國家能脫穎而出?”的緣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論”給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術、要素稟賦結構下,實現現代增長的關鍵是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即通過設計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礎性制度,就可以解決政府在保障產權、稅收、債務等方面的“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發揮現代工業大生產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促進現代化大生產的擴散,最終實現一元經濟下的創新性內生增長(North & Weingast,1989)。

這種對增長與制度變革進程的過于簡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一個質疑是,現代增長本身不可能脫離前現代增長時期的環境與路徑,它在啟動時并不具備現代增長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條件。在這一時期,舊有分工體系往往與政治權力相互依存,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體系設立的各種準入限制和特權還會阻礙新的分工模式的產生,妨礙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制度和組織去吸引資本、技術和新的要素,因此難以實現對原有分工體系的“創造性毀滅”。

肖金成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都市圈作為一個概念,就應該有定義。我認為都市圈的定義就是大都市及其輻射的范圍,也就是按照大都市的輻射半徑劃圓,其中的部分就叫都市圈。都市圈的核心肯定是大都市。按照區域經濟理論,有城市,就有城市圈。因為城市不是孤立的,和周邊地區是相互依賴關系。城市的規模越大,輻射半徑就越大。都市圈的前提是有一個大都市,大都市加上其輻射的范圍就叫都市圈。

戢浩飛

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當下機構改革立足于合理配置行政職能,遵循著行政任務決定行政組織的原理:在厘清行政任務的基礎上,推行簡政放權,削減政府職能;優化配置事權,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以五項核心職能為框架構建行政職能體系;通過行政流程再造,使清單管理升級換代。在機構改革的背景下,行政實踐中應當重點規范內部行政行為,注重行政行為方式的創新。

蔡昉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絲綢之路研究院理事長,獲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窮人的經濟學》《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與轉型》等

技術變革既不會以同等程度滲透到所有領域,由此導致均衡發展,也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經濟增長成果的均等分享。既然經濟理論是經濟政策制定的方法論之基和理念之源,正確應對正在發生的新工業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亟待破除對政策制定產生誤導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政策制定中的唯教義論以及在處理市場與政府關系上的一成不變論。

應松年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于1954 年起,陸續制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組織法,并經多次修改。但仍存在諸多缺失,導致一些機構設置缺乏法律依據,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同時,對已有規定,實踐中常有背逆。必須檢視行政機構組建和活動的科學性和合法性,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級各類行政機關的組織法制,以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適應建設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的需要。

王偉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部民商經濟法室主任、教授

失信懲戒并非精準的法律概念,必須運用法律技術對其進行類型化分析和界定。在市場性懲戒、行業性懲戒、社會性懲戒、行政性懲戒、司法性懲戒等懲戒機制中,來自公權力的懲戒是信用法治的重點。行政性懲戒措施并非都屬于限權性措施。限權性的行政“黑名單”措施本質上屬于行政處罰,但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我國未來制定社會信用法時,應當對失信懲戒進行類型化規制,并以行政性懲戒為重點,對失信行為的構成要件、懲戒措施和程序、信用修復機制等問題進行法律規制。

王緝思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一直奉行對中國的兩手政策:一手是交往與合作,另一手是防范與牽制。在經貿關系和人文交流領域,合作的一面比較明顯;在國際安全和人權等問題上,防范與牽制則更為突出。總體來看,兩手并重,相對平衡。但是,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質變,從合作與競爭并重的兩手,轉成了以遏制為主的“失重”狀態。

阿什利·泰利斯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國際安全與美國外交政策專家

通過對美中印三角間的互動及其戰略的探討,可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面對中國的崛起,至少從2001年以來,美國便開始尋求提升應對中國的實力,幅度不大但力量集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路徑便是積極尋求增強印度應對中國的實力。第二,中國通過合作與制衡的方式來限制印度與美國結盟的意愿;印度和美國走得太近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第三,印度試圖與美國建立最強大卻又未達到結盟程度的伙伴關系,并從中不勞而獲,因為印度的強大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馮玨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

意志、理性均源于人類心靈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使得為人類確立道德法則成為可能。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弱人工智能時代),智能機器(人)顯然不具備人類心靈的能力。不能基于這種人工的“智能”,就認為智能機器(人)可以與自然人比肩而成為法律中的人。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從目前的狀況看,美國的意圖極其明確,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國的發展。未來的局勢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如何回應。今天的中國并非吳下阿蒙,并非鄭觀應時代了,未來的歷史并非美國一家說了算的,中國也是這個舞臺上的一個主角。中國需要回應,也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方法必須得當,回應的過程應當是理性展現的過程,而不是情緒表達的過程。

金磚智庫CBGG和世界金融論壇中美經貿問題研究課題組

2019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面臨著嚴峻挑戰。各國經濟增速降低,地域波動加劇,國家主義、國粹主義抬頭,民主無法有效管理,貿易爭端、英國脫歐問題愈演愈烈,尤其是中美關系是否可持續,這些都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對貿易戰之后未來世界格局的政策我們建議:建議一:維持美國在國際中的優勢地位是中國對人類的責任。建議二:加強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輸出。建議三:加大投入高科技研發,占領科技制高點。建議四:繼續堅定不移深化和推進改革開放。

朱民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IMF原副總裁

徐鐘祥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博士后

全球仍然處于一個低利率低通脹的環境,真實利率為負,寬松的金融市場環境帶來的充裕流動性推動了股票市場的攀升。但是低利率和低通脹是不可持續的,真實利率的變化將對流動性的寬松有巨大影響。當今全球利率已經開始上升,未來名義利率將會繼續攀升,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將會對真實利率的走勢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一系列的變化都將對全球經濟金融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經濟觀察報首席經濟學家

從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一季度的全面好轉只是暫時的,主要得益于財政提前發力、減稅前搶生產開票、加關稅前搶出口等短期效應,經濟內生性企穩的樂觀預期并沒有得到驗證,長期結構性壓力加劇,經濟依舊承壓。但從尾部風險來看,中國經濟仍有周期性力量提供緩沖,經濟下行幅度不會太大。而且在美聯儲降息預期升溫的背景下,國內政策可能迎來重要的喘息窗口,應該把握好這難得的窗口期,深化結構性改革重塑發展動力,成功實現化“危”為“機”。

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經濟增長過程中有兩個不可缺少的發動機。第一個是生產率的提升,同樣的投入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和服務;第二個是與生產率提升相匹配的名義購買力提升,也就是名義金融資產的增加。過去經濟增長理論當中主要關注前者,不關心后者,不講信貸,認為信貸只是在短期內的波動問題。實踐中有些國家在長時間內面臨廣義信貸的不足,由此帶來了持續的購買力不足和物價低迷,這對經濟增長不是短期的影響,而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影響。因此,把金融要素納入增長理論是很有必要的。

湯鐸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副主任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5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0.6%。CPI增幅創15個月以來新高,其中豬肉和蔬果價格高企對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響,引發各方擔憂。然而,無論是從國際、國內經濟環境,還是從CPI上漲的具體結構來看,通脹都不是近期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威脅。

郭冠男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蔣同明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國內處副處長

負面清單不僅是一張單子,更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通過列出否定式清單不僅明確哪些事項在市場準入時被禁止或受到條件限制,更重要的是明確了清單外領域,各類市場主體皆可平等自由進入,也就是說負面清單制度的核心機制是實現“非禁即入”,這是隱含在清單背后的。

路紅艷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梁 威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不斷加深,我國參與全球供應鏈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斷加強,在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當前,全球供應鏈體系已經形成,發展趨勢不可逆轉。對此,我們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構建我國企業占據重要地位的全球供應鏈分工網絡,提高我國全球供應鏈安全水平和參與全球供應鏈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打造競爭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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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對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調取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做出了安排。此次對香港開放審計底稿,還不能讓美國執法機構從香港獲得相關資料,但為美國監管機構獲得內地公司的資料提供了參考的模式。
截至7月3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頭。目前,全國25個省區的疫區已經全部解除封鎖,生豬生產和運宵秩序正逐步恢復。雖然疫區封鎖的解除對行業長期發展有利,但補欄不會很快,加上周期性的原因,出欄的恢復和豬肉的供應仍需要時間恢復,而豬肉進口也難彌補需求的缺口,所以短期內豬肉供應仍會處于緊張狀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透露,目前中美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溝通。有媒體問,磋商是否會從頭再來?美國是否不再撤銷此前對中國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高峰回應稱,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提的“全部取消已加征關稅”,是此前中國曾經提過的“三條底線”之一。在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商務部再度強調了中國的底線。
美國商務部7月3日公布的5月貿易賬數據顯示,美國5月貿易逆差為555億美元,創5個月來新高,預期532億美元,4月份貿易逆差508億美元修正為512億美元。市場分析指出,5月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擴大至5個月高位,主要可能是因為企業再次提前囤積存貨,最終導致進口增加所致。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正在悄然改變。在麥肯錫的中國世界曝光指數(China World Exposure Index)中,中國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的世界曝光率相對下降。相反,世界對中國的曝光有所增加。這反映了中國經濟對國內消費的再平衡,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在上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一再施壓美聯儲降息,日前更罕見地指責歐洲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是操縱匯率,反映了其一貫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壓低美元利率和匯率,提高美國出口的競爭力和催生美國資本市場收益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如果特朗普采取措施干預美元匯率,這也將引起全球匯率的亂戰以及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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